本書旨在以學術爭論為主線來組織對西方公共行政學百余年發展歷程的探討。所選篇目，大都出自《美國政治科學評論》（APSR）、《公共行政評論》（PAR）等西方政治學和公共行政學的旗艦期刊。篇目作者陣容豪華、群星璀璨，既有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赫伯特‧西蒙，又有美國公共行政領域的領袖德懷特‧沃爾多；既有美國政治學大師羅伯特‧達爾，又有美國管…理學大師彼得‧德魯克…… 本書希望有助于中國讀者聆听西方學者關于公共行政的思想對話，提升我們對西方公共行政學的理論基礎和研究路徑的理解，從而有助于推動我國公共管理的創新和社會的進步。

爭論一　芬納與弗雷德里克之爭 　公共政策與行政責任的本質 　民主政府的行政責任 爭論二　達爾與西蒙之爭 　公共行政科學︰三個問題 　對《公共行政科學》的評論 爭論三　西蒙、德魯克與沃爾多之爭 　民主行政理論的發展 　民主行政理論的發展︰回應與評論 爭論四　西蒙與阿吉里斯之爭 　組織人︰理性的還是自我實現的？ 　組織人︰理性的和自我實現的 爭論五　哈默爾與古德塞爾之爭 　為公務員辯護 　對演繹病理學的反駁， 爭論六　特里與弗蘭特之爭 　行政領導、新管理主義與公共管理運動 　危險，前方有妖︰對特里的評論 　從古希臘神話到新公共管理和民主治理的真實世界（特里的回應） 爭論七　達布利克與公共行政網絡社群之爭 　魔鬼、精神與大象 　對話︰知識與研究 　為行政罪惡辯護︰一個批評 　一個新的概念 　《揭開行政的罪惡》︰書與書評 　《揭開行政的罪惡》︰作者的回應

為什麼要以學術爭論為主線來組織對西方公共行政學的探討？對這一問題的自我辯護構成了本譯文集編譯工作的“合法性”基石。黑格爾曾說過，概念構成認識之網上的一個“網結”。在我們看來，在西方公共行政學說史上，“爭論”概念正是這樣的一個“網結”，一個觀察、理解西方公共行政學的重要視點。 從學術發展來看，學術爭論歷來是探究學術問題、活躍學術氣氛、激發學術創新、促進學術繁榮的一種重要方式。科學發展史上不乏各種關于爭論的佳話。比如，愛因斯坦和玻爾這兩位科學偉人在量子力學問題上所展開的探索與爭鳴，就不僅是學術爭論上的光輝典範，而且其圍繞爭論而進行的深人研究更有力地促進了量子力學的快速發展。如今，通過百家爭鳴的方式，讓對立的雙方各自闡述自己的觀點與理據，已成為國際公認的學術判斷與評價的重要手段。 就西方公共行政學而言，其百余年的發展歷程充滿了各種爭論。在爭論的過程中，各種觀點不斷踫撞激蕩，相互啟迪補充，繪就了一幅幅針尖與麥芒相對、激情共理性齊飛的精彩畫卷。從這個意義上說，一部公共行政學的發展史就是一部公共行政學的爭論史，或者略帶夸張地說，不了解這些爭論的來龍去脈與爭論主題及其影響，就很難期望對西方公共行政學有更深人的認知與把握。因而，本文集旨在幫助中國讀者聆听西方公共行政學者的思想對話，並在這場永不停息的爭論中加人來自中國的聲音，從而有助于提升我們對西方公共行政學的理論基礎和研究路徑的理解，推動我國公共管理的創新和社會的進步。編譯者真誠地希望，本文集的出版能有利于推進我國公共行政學界的百花齊放與百家爭鳴，有利于促進寬容失敗、寬容片面的學術氛圍的形成。 說到爭論，我們首先想到的是“爭什麼”的問題，更深一層次的問題則是“為什麼會發生這一爭論”和“這一爭論的影響如何”。具體到我們這本論文集而言，其所選編論文是在圍繞什麼議題展開爭論？為什麼會發生這些爭論？這些爭論對于公共行政學的發展有著怎樣的意義？這里所選編的論文又是以怎樣的邏輯被組織起來的呢？ 大致說來，西方公共行政學史上的學術爭論主要是圍繞兩個議題展開的︰其一是作為一種實踐的公共行政自身的合法性問題；其二是作為一門學科的公共行政學的合法性問題。前者關注的是民主治理中的行政人員的正當性問題，換言之，在民主政治下，既非民選又非政治性任命的行政人員，何以有權力為社會做權威性的價值分配（如哈默爾與古德塞爾之爭）？女日何才能確保他們能夠對人民負責（如芬納與弗雷德里克之爭）？後者關注的是公共行政學的學科地位和學科“身份”問題，這一問題又可以被進一步地追問︰公共行政學的研究取向如何，它是一門學科還是一種“專業”（profession） （如西蒙與沃爾多之爭、達布利克與公共行政網絡社群的系列爭論）？它能被看做一門“科學”嗎（如達爾與西蒙之爭）？主流社會科學的研究標準是否適用于該領域的研究（如達布利克與公共行政網絡社群的系列爭論）？究竟是實證主義還是規範的研究方法更能幫助我們了解現代公共行政實踐中的問題？哪一個更為可靠（如西蒙與沃爾多、達爾與西蒙、西蒙與阿吉里斯的系列爭論，特里與弗蘭特之爭以及達布利克與公共行政網絡社群的系列爭論）？實際上，這兩個議題是分別從理論和實踐上提出的問題，是一個“二而一”的問題。因為一種公共行政理論要想得到社會的廣泛認同，就必須能夠有效地反映當前公共行政實踐的真實世界，提供解決當前現實中公共問題的有效方案。誠如懷特與亞當斯所言︰“如果我們不能對我們時代的重大問題作出建設性的貢獻的話，我們作為一個領域又有什麼可取之處呢？”換言之，公共行政學的合法性根植于對現實生活中公共問題的有效回答。 西方公共行政學說史上的這些爭論對公共行政學的發展起到了雙刃劍的作用。一方面，這些爭論，特別是其中的西蒙與沃爾多之爭所帶來的反思，甚至深刻到使得公共行政學面臨可怕的“身份”危機。西蒙與沃爾多之爭之後的半個多世紀，身份危機一直成為一個用來表征公共行政學問題的標簽。盡管在不同的學者那里，也常常用諸如“合法性危機”、“思想危機”、“研究品質危機”等詞表示。但它們都表現為公共行政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的合法地位難以得到學界的認同，表現為該領域尚未出現為大多數人所共同接受的研究範式，而其研究更難以得到公共行政實踐者的認同。時至今日，公共行政學的身份與地位仍然不斷遭到挑戰，人們一再地質疑︰“它是政治學的一部分？是工商管理的一部分？還是一個獨立的學科領域？它到底是什麼？” ……